从“野兽纹”到“动物纹”——中国北方青铜器“野兽纹”艺术起源新探

范瑞芳(集宁师范学院美术学院副教授)

　　[内容摘要]北方青铜器“野兽纹”是北方游牧民族文化艺术的结晶｡然而，其并非起源于游牧社会，而是源自北方长城沿线地带农耕社会中的狩猎文化｡ 经由后来形成的游牧文明而发展､繁盛起来，并成为游牧文明的代表性艺术｡通过对 “野兽纹” 起源的研究，我们发现：狭义的 “野兽纹” 是 “动物纹” 的早期形态，而 “动物纹” 则是 “野兽纹” 的扩展｡

　　[关键词] 北方游牧民族 “野兽纹” 鄂尔多斯青铜器 动物纹造型

　　中国北方游牧民族“野兽纹”艺术主要以北方青铜器为现实载体､历经千年而流传下来｡其以生动逼真的形象､新颖巧妙的构图､系统而规整的形制闻名于世，是中国北方民族文化､艺术的结晶｡其在具有重要艺术价值的同时，也是研究北方民族文化和历史的重要“图像史料”｡当然，研究者必须具备艺术史家“破译”图像风格与形式密码的功夫，方能发挥“图像证史”的重要功用｡①

　　近年来，随着北方民族文化艺术研究的“升温”,关于“动物纹”“野兽纹”“北方游牧民族”之类的词汇较之以往更频繁地出现于各类书籍与报刊之中｡然而，在中国北方青铜器造型艺术的研究领域，存在着这样几个重要的基础性问题｡

　　第一，“野兽纹”艺术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野兽纹”艺术的真正文化根源在哪里?

　　第二，长期以来，对于北方青铜器上的纹饰造型，西方学者多称之为“野兽纹”,而中国学者根据北方长城地带出土的北方青铜器艺术造型主题，称此类纹饰为“动物纹”｡那么，东西方学界对此提出的不同称谓，孰对孰错?“野兽纹”与“动物纹”之称谓可以通用(或随意替换)吗?二者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区别与联系呢?

　　迄今为止，尚无学者对此基础性问题做专门研究｡本文以先秦时期北方长城沿线地带的地理条件､生态环境､社会经济状况为现实背景，研究北方青铜器“野兽纹”艺术的起源，论证“野兽纹”(狭义)并非游牧民族所创造，而游牧文明也并非“野兽纹”(狭义)诞生的现实土壤｡同时，探究含括在“野兽纹”与“动物纹”概念之下的深层文化关联｡

　　一“动物纹”“野兽纹”与“北方游牧民族”概念的界定

　　“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是一个集合概念｡确切来说，其是指以游牧业为主要经济形式､以游牧文明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北方民族｡“北方民族不是一个统一的民族，而是处于中国北方地理环境中的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各个民族的总称｡”②在此，“北方”相对其地理概念而言，更是一种文化的界定，即：有别于中原农耕文明的､在北方地区独特的气候与生态环境之下形成的，或以半农半牧､或以游(畜)牧､或以狩猎业为主要经济形式的社会文明形态｡也是自周朝“华夏观念”③形成以后，处于中国北方并与“华夏”概念相对的“边缘”文化形态｡体现在地理位置上，则多是以北方长城为分界线，将长城以外(包括今河北北部､东北大部､内蒙古中南部)的广大地区称为“北方”｡

　　北方长城沿线地带属农牧文明交错地带，更新世中期现代季风格局形成以来，这一地域逐渐由半湿润区转变为半干旱区｡④早期以农业为主的生业模式逐渐转变为半农半牧和以游(畜)牧为主要生业模式的经济格局｡在不同历史时期，随着北方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实力的此消彼长，在争夺土地等生存资源的过程中，使这一区分“华夏族群”和“北方戎狄”的分界线出现或南或北的推移｡

　　准确地说，北方游牧民族之于“北方民族”的概念而言，是北方民族的一部分，也是北方民族在漫长繁衍过程中的阶段性存在｡而北方青铜器上的“野兽纹”诞生于北方游牧文明形成以前，其诞生､发展､衰亡的时间跨度要远长于作为北方地区阶段性历史存在的游牧文明｡

▲ 图1 虎形饰牌(图片源自《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6年)

　　北方青铜器上铸造(或雕刻)的动物形象，因塑造的大部分是野兽形象，故国外考古文献中称之为“野兽纹”⑤(图1),并将其认定为“斯基泰三要素”(兵器､野兽纹､车马具)之一｡而国内学者多称此纹饰为“动物纹”,理由在于：北方青铜器所表现的纹饰主题，并不仅限于“野兽”范畴，其中还包括家畜，如羊､牛､马､犬等(图2)｡

▲ 图2 包金卧羊纹带饰(图片源自《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6年)

　　显然，“动物纹”的内涵(即其所含括的种类)要大于“野兽纹”｡在北方青铜器的研究领域，“野兽纹”的概念存在着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野兽纹”概念是指纯粹以野兽为造型主题所创作出来的青铜器造型､纹饰;而广义的“野兽纹”常与“动物纹”概念互换，似乎是一种“约等于”的关系，长久以来，成为学界含混不清又时有争辩的“讹误”,也未曾引起研究者们的重视｡那么，这两个概念仅仅存在着简单的种类､范畴之别吗?其实，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恰恰映射着其文化起源的问题，也只有在对北方青铜器艺术起源的研究中才能更好地阐释二者的深层关联｡

　　二 北方青铜器“野兽纹”的文化根源

　　对于中国北方青铜器的研究，日本与西方学者要先于我国｡其理论成果在后来中国学界对北方青铜器所做的研究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尤其一些日本与西方学者在北方青铜器起源问题上提出的“斯基泰起源说”和“卡拉苏克起源说”,例如：水野清一､江上波夫曾将中国北方青铜器上的动物纹命名为“斯基泰-西伯利亚野兽纹”,提出其“起源于黑海沿岸的斯基泰文化，从西向东依次流传”⑥;A.萨尔莫尼提出中国北方青铜器野兽纹造型的源头在米努辛斯克盆地｡⑦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我国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北方长城沿线地带陆续出土了大量少数民族文化遗存，并发现了大量北方青铜器｡例如，内蒙古察右后旗的二兰虎沟⑧､内蒙古杭锦旗的阿鲁柴登⑨､准格尔旗的速机沟⑩､凉城县的毛庆沟⑪、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的客省庄⑫、辽宁西丰西岔沟⑬等｡苏秉琦先生认为北方长城沿线地带出土如此大量的青铜器，说明其不可能是外来的｡⑭田广金先生经过系统深入地研究后提出：包括鄂尔多斯青铜器在内的中国北方青铜器，应起源于我国北方长城沿线地带，所谓的斯基泰起源说与卡拉苏克起源说均不能成立｡⑮乌恩岳斯图先生也持此观点｡⑯自此，我们才能结合北方生态环境与文化习俗，对“野兽纹”做客观而深入的艺术研究｡

　　北方青铜器“野兽纹”造型并非仅由北方游牧民族创造｡西周早期(甚至更早),生活在我国北方半农半牧经济社会中的族群，在从事(作为辅助生业的)狩猎活动过程中形成了崇拜野兽神灵的萨满宗教观，在此基础上创造出了我们今天所谓的“野兽纹”艺术｡后来，又由北方游牧民族将其继承并逐步发展了起来｡⑰

　　北方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发现了巫术仪式与狩猎活动的遗迹｡早期人们择取野兽身体上的某一具有代表性的“实物”作为野兽神灵的表征｡比如，人们认为野猪是勇猛之神，便佩戴野猪獠牙作为装饰品｡⑱陆刚博士称此为：从“以物代神”到“以像代神”的转变｡早期用于代替野兽神灵的纹饰多以陶器､骨器甚至桦树皮､动物皮革等物质为载体，比如在兴隆洼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就发现野猪图像，在夏家店上层文化宁城南山根遗址出土的骨板上也刻有动物图像，这是野兽纹发展的初级阶段，也是北方青铜器“野兽纹”的前身｡由于陶器､骨器､动物皮革､桦树皮等材料易碎､易腐烂，导致早期刻绘其上“以像代神”的野兽纹形象存世甚少｡

　　北方青铜器中，武器的出现要早于饰牌(件),而青铜饰牌(件)是“野兽纹”的主要载体｡目前来看，最早的“野兽纹”青铜饰牌出现在夏家店上层文化中，造型主题多为虎､豹､熊､鹿､野猪等｡家畜有羊､马､牛等，但并不多见｡也就是说，野兽是最先成为北方青铜器的纹饰主题的｡1932年，J.G.安特生发表了《动物纹中狩猎巫术的含义》,强调狩猎巫术对动物纹生成与演化所起到的重要作用｡⑲陆刚博士将图像学的研究方法与人类学的研究视角相结合，对北方青铜器艺术造型做了大量且系统的研究，也曾提出“萨满宗教观崇信的神灵对应着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艺术主题，是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产生的重要‘源动力’之一”｡⑳

　　夏家店上层文化出土的卧鹿纹饰牌㉑，造型风格明显处于早期的“符号化”阶段，铸造工艺相对粗糙｡当属“野兽纹”由“软材质”向青铜材质转变的初期形态｡我们知道，夏家店下层文化(公元前20世纪-前14世纪)的居民业已具备了一定的青铜冶炼技术｡㉒而与卧鹿纹饰牌同时期甚至更早的青铜短剑的铸造工艺也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例如，建平老南船石砬山M741出土的青铜短剑，宁城小黑石沟､宁城天巨泉M7301出土的青铜短剑｡㉓所以，初具形象的卧鹿纹饰牌造型简单粗糙，并非囿于低级的青铜铸造工艺，而是因为萨满宗教观与巫术仪式，所需的仅是一种可作为灵魂标志､或用于巫术仪式的符号｡符号是萨满的语言，萨满宗教观赋予作为符号的野兽纹饰牌的神性意涵远大于其所表现的动物形态本身｡初具形象的卧鹿纹饰牌仅作为人们所崇信的野兽灵魂的代表或“栖居”之地｡从后世萨满神服的制作上，仍可见：到处存在着代表神灵的符号，甚至可以说，每一件法器､每一个符号､图像都代表着相应的神灵或宗教观念｡㉔

　　三“野兽纹”与“动物纹”的现实关系

　　在夏家店上层文化中，与早期青铜器“野兽纹”饰牌伴出的，还有短剑上的“阴阳人”､祖柄勺等具有明显农耕文化中祖先崇拜与生殖崇拜色彩的青铜器｡夏家店上层文化是北方社会由半农半牧经济向早期游牧经济过渡的典型实例｡㉕狩猎业作为半农半牧社会的辅助经济形式，当遇到天灾，农业生产难以维持生计的时候，狩猎业就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北方青铜器“野兽纹”的诞生，是人们在依赖狩猎所得维持生计的境况下，所形成的对野兽神灵的崇拜｡这种神灵崇拜心理的现实目的是为了获取更多的猎物和保佑自身的安全｡进入青铜时代后，中国北方“野兽纹”艺术的核心仍然是狩猎经济下形成的对野兽神灵的崇拜，而其发展､演化却根植于农耕文明土壤之中｡农耕文明所创造､积累的青铜冶炼技术与铸(锻)造成型技术，成为以“野兽纹”著称的北方青铜器诞生的重要现实条件｡㉖

　　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狩猎经济先于游牧经济｡北方民族产生野兽神灵崇拜的直接根源是狩猎经济，而对羊､马､牛等家畜神灵的崇拜则源自游牧经济形态｡北方长城沿线地带，在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之间，出现了气候由半湿润向半干冷化的变迁，是造成北亚草原游牧的主因｡㉗在农耕经济受到强烈冲击的同时，野兽的繁殖速度无法满足人们的食物需求，作为辅助性生业的畜牧业就变得越发重要，并逐渐发展､成熟起来｡羊､牛､马是畜牧经济中主要豢养的动物，对于人们的生存来说至关重要｡这种在生存考验面前所形成的“患得患失”的族群心理，同萨满宗教观相结合，便产生了崇信羊､马､牛等动物神灵的宗教观念与巫术仪式｡

　　在游牧经济兴起的同时，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的狩猎业则渐居次要地位｡所对应的就是北方青铜器造型主题由野兽向豢养动物的转变｡当然这种转变是含蓄的､渐进的，主要表现为野兽纹主题的减少和羊､马､牛､犬等豢养动物主题的增多｡经济模式的转变，导致了萨满宗教观所崇信的动物神灵主题的扩展｡

　　这一过程正呈现出北方青铜器“野兽纹”和“动物纹”概念的内在关系：北方青铜器早期的造型主题以野兽为主，其根源是原始狩猎经济中形成的灵魂不死与崇拜野兽神灵的宗教思想｡羊､马､牛主题是后期随着狩猎业的衰落与游(畜)牧业的勃兴而被纳入萨满神灵信仰范畴，并成为青铜器纹饰主题的｡也就是说在北方青铜器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由‘野兽纹’向‘动物纹’转变的过程，‘野兽纹’是‘动物纹’的初始，‘动物纹’是‘野兽纹’的扩充｡经济形式的转变引发了北方青铜器动物纹主题的‘扩充’,而被‘扩充’进来的羊､马､牛､犬等动物纹饰主题却因巫术仪式的兴盛而得以强化”｡㉘

　　随着游(畜)牧业的兴起，羊､马､牛等牲畜逐渐成为人们最重要的生存依赖｡草原环境气候恶劣，干旱､霜冻､疫病等不可抗力因素常常导致牧民一夜赤贫，甚至强大的匈奴帝国的分裂､衰败也与疫病､天灾有直接关系｡“公元前2世纪末开始匈奴频频发生雪灾，造成大规模人畜损失，后来也因此造成南北匈奴的分裂㉙(这种族群兴衰与北方青铜器“野兽纹”造型风格的演变之间，存在着异常紧密的关联㉚)｡”游牧人群对豢养动物的生存依赖，导致人们对羊､马､牛等动物神灵的崇信程度不断攀升｡在萨满教盛行的北方地区，各类巫术与祭祀仪式中，羊､马､牛乃是必不可少的高级别牺牲｡在历史典籍中，多有关于北方民族以羊､马､牛为牺牲进行祭祀或施行巫术的记载，如:“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匄若马”“闻汉军当来，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诸道及水上以诅军｡单于遗天子马裘，常使巫祝之｡”㉛《汉书・匈奴传》载:“昌､猛与单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诺水东山，刑白马，单于以径路刀金留犁桡酒，以老上单于所破月氏王头为饮器者共饮血盟｡”㉜

　　另外，在匈奴等北方游牧民族的墓葬中普遍发现有殉牲的习俗，多以羊､牛的头､蹄殉葬，在米努辛斯克盆地卡拉苏克文化遗存以及阿尔泰巴泽雷克文化遗存的一些高等级墓葬中，多有以整匹马殉葬的情况｡在此，频繁的巫术与祭祀仪式又反向增强了豢养动物的“神性”(即：灵魂存在的真实感),提升了羊､马､牛等动物在萨满神灵信仰序列中的重要性，继而导致豢养动物主题在北方青铜器纹饰造型上的广泛运用｡

　　四 结 语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讲，文化没有优劣之分，最适合的就是最佳的｡”㉝北方青铜器“野兽纹”艺术作为中国北方民族最重要的文化凝结，源自早期狩猎经济中形成的崇拜野兽神灵的宗教思想｡经由后来形成的游牧文化而得以发展､繁盛｡我们要清楚的是：所谓的北方游牧民族“野兽纹”艺术并非起源于北方游牧文明，这一点是陆刚博士在关于北方青铜器艺术造型起源问题的研究中，曾多次强调过的｡㉞

　　另外，人们通常所说的“野兽纹”并不可以简单地等同于“动物纹”,那种含混的､相互借用概念的称谓是有失严谨的｡“野兽纹”是“动物纹”的早期形态，而“动物纹”则是在“野兽纹”基础上的“扩充”,经由游牧文化中的萨满巫术､祭祀仪式而得以发展､繁盛｡当北方地区因气候变冷而转到游(畜)牧经济时代，萨满教也适时地将作为族群重要生存物资的羊､马､牛等豢养动物吸收进神灵崇拜的行伍，使得北方青铜器“野兽纹”的表现主题由“野兽”范畴扩充至“动物”范畴｡后来，又生发出具有神秘宗教色彩的幻想“怪兽”形象｡㉟这是研究北方青铜器艺术所必须认识清楚的､重要的基础理论前提｡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科学研究“十三五”规划2019年度艺术专项课题，课题名称：美术史与美术欣赏课程教学比较研究，课题号:NGHYS20192｡

 

　　①曹意强。艺术史的视野 [M]. 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7:59—60.

　　②孟慧英。中国原始信1仰研究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157.

　　③王明珂。华夏边缘2: 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59—60.

　　④张兰生。环境演变3研究 [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

　　⑤乌恩岳斯图。北方4草原考古学文化研究：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 [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196.

　　⑥江上波夫，水野清一5. 内蒙古・长城地带 [C]// 东方考古学丛刊 (乙种第一册). 东京：日本新时代社，1935.

　　⑦A. 萨尔莫尼。米努6辛斯克青铜器饰牌 [C]// 美术报道・第 19 卷。巴黎.

　　⑧内蒙古文物工作队.7内蒙古文物资料选辑 [M].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64.

　　⑨田广金，郭素新。内8蒙古阿鲁柴登发现的匈奴遗物 [J]. 考古，1980 (4).

　　⑩盖山林。内蒙古9自治区准格尔旗速机沟出土一批铜器 [J]. 文物，1965 (2).

　　⑪内蒙古自治区文物10工作队，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 [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227.

　　⑫中国科学院考古研11究所。沣西发掘报告 [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63.

　　⑬孙守道. “匈奴12西岔沟文化” 古墓群的发现 [J]. 文物，1960 (8, 9).

　　⑭内蒙古自治区文物13考古研究所。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 [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1.

　　⑮田广金，郭素新.14鄂尔多斯式青铜器 [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191—195.

　　⑯乌恩，中国北方青15铜透雕带饰 [J]. 考古学报，1983 (1).

　　⑰㉘此观点源自：201619 年 12 月，笔者对内蒙古艺术学院陆刚博士所做的访谈，根据其口述资料整理并引用.

　　⑱冯恩学。俄国东西17伯利亚与远东考古 [M]. 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2:144.

　　⑲Andersso18n J.G. Hunting Magic in the Animal Style[J].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the Far Eastern Antiquities,1932.

　　⑳陆刚。鄂尔多斯式19青铜器造型主题与北方早期萨满宗教观的内在联系 [J]. 美术大观，2019 (11).

　　㉑同⑤:180—12081.

　　㉒同⑤:19—2121.

　　㉓同⑤:181—12283.

　　㉔富育光，孟慧英.23 满族萨满教研究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150—161.

　　㉕同⑤:200—22402.

　　㉖陆刚。鄂尔多斯式25青铜器动物纹造型的起源与北方早期农耕文明的关系 [J]. 美术大观，2020 (4).

　　㉗Anatoly 26M·Khazanov.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90—95.

　　㉙王明珂。游牧者27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195.

　　㉚㉞陆刚。农牧文明28对抗下的艺术演变 — 战国晚期至两汉时期鄂尔多斯式青铜饰牌造型演变研究 [J]. 美术大观，2019:(12).

　　㉛班固。汉书・西29域传 (卷 96)[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㉜班固。汉书・匈30奴传 (卷 94 下)[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㉝马利清。原匈奴31､匈奴历史与文化的考古学探索 [M].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5:318.

　　㉟陆刚。怪兽不 “怪32”—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鹰喙马身造型及文化内涵解读 [J]. 美术大观，2020 (1).

　　本文出自：《美术大观-民族艺术》